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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干預新能源產業 紅線在哪里？
來源：南方周末 | 0評論 | 5458查看 | 2013-01-17 18:53:00    
　　“慎重”、“忍痛割愛”……曾經高歌猛進的中國新能源產業正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保守主義”式復辟。不過，相對于高層對新能源行業頂層設計反思，地方政府更擔心是如何渡過當下難關。

南周制圖


忍痛割愛，拒絕項目

　　10億元的總投資、20萬畝的能源林基地、約10萬畝的有機農業基地、生物質汽油柴油深加工工廠和有機肥廠……面對超級蛋糕，黃山市政府卻開始重新細細打量這個誘人的項目。

　　草簽框架協議已過3年，在黃山市政府重新恢復多次考察、協商和內部決策后，上市公司凱迪電力原先承諾的生物質項目，開工建設看來已遙遙無期。

　　“現在整個產業形勢都不太好，我們都很慎重。”最早引進該項目的黃山區林業局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面對曾追捧的新能源企業，口稱謹慎的不唯此一家。在過去的2012年，主打新能源企業招商的屯溪區九龍低碳經濟園區在考察過后，已經拒絕了兩家大型光伏企業的入駐。

　　“我們正在吸取教訓，對一些前景不好的產業，只能忍痛割愛。”屯溪區經信委主任朱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浙江衢州，著名的光伏產業基地開化縣，同樣陷入危機的惶恐之中。

　　在過去的十多年內，光伏已經成為這個位于錢塘江源頭的山區縣城的標志。作為浙江省首個命名的“光伏產業基地”衢州下轄的山區小縣，光伏業的產值一度占到其工業總產值的約四成，光伏企業數占全衢州的七成左右。

　　“我們現在真的不方便再說什么。”開化縣經信局局長鄧仕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據開化縣政府提供的材料顯示，該縣已投產的41家光伏企業中，31家停產；9家備案在建企業中有兩家擬改行；14家未建企業中有3家已退土地、1家的土地已轉讓。

　　從醞釀到勃興，從人人追捧到整個行業的大潰敗，中國新能源產業正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保守主義”式復辟。

復制地方政府主導模式

　　曾經的新能源行業是機會主義者的時代。只要能給政府和銀行講個大故事，便能迅速獲得土地、貸款、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

　　而今深陷債務危機的無錫尚德，無疑是始作俑者。2000年，太陽能電池博士施正榮剛剛從澳洲回無錫創業，正是無錫市政府為其拉來了小天鵝集團等國企的投資；2002年，草創的尚德虧損700余萬，又是地方政府出面協調，先后提供兩筆5000萬元的資金讓公司借以喘息；2003、2004年，地方政府為尚德爭取了9個創新項目、多達4000萬元的各級政府扶持資金，且多通過承擔各類計劃項目無償撥付——尚德這家光伏企業曾經的繁榮，離不開無錫市政府的“赤膊上陣”。

　　“無錫市政府誕生了尚德，又再生了尚德。”無錫尚德的創辦人施正榮曾如此概括無錫市政府和尚德之間的關系。

　　這種地方政府一手主導的“無錫模式”曾作為經典案例被大力推廣。2006年，無錫市一度推出了著名的“530”計劃，希望“5年內引進不少于30名領軍型海外留學人才來無錫創業”。

　　“無錫政府無疑開了不太好的頭。”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說。

　　尚德絕非孤例。要求匿名的一家光伏企業老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無錫，為了保住一家5年沒有銷售額的ST上市公司的殼，地方政府不得不竭盡全力，為其支撐幾十億元的負債。

　　為了在激烈的爭奪戰中立于不敗之地，各地政府各出奇招，可謂不遺余力。

　　在江西，2009年，江西省發改委提出以3年為限，為光伏產業培養出20名博士、200名碩士、2萬名本科生、4萬名高職生、6萬名中職生的計劃。

　　在江蘇，每年用于光伏領域的人才經費高達2000萬元以上。鎮江市亦宣布，計劃到2012年，將為新能源企業引進各類人才3.1萬人，培訓3.4萬人次，使新能源產業從業人員從3000人增至3萬人以上。

　　不惜代價的支持，換來的是井噴式的增長。“沒有一個產業能夠在十年增加到三千多倍，我想來想去也找不到這樣一個產業來。”談及光伏行業，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感慨說。

身不由己還是不愿反思？

　　仿如壓在駱駝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歐盟的反傾銷調查和美國征收高額反傾銷稅，在2012年將整個光伏產業打回了原型。

　　事實上，開化縣政府早已提前意識到風險。一位官員說，2010年，開化縣引進光伏項目19個，協議引資額超百億元，“當時大家已開始意識到投資過熱，擴張太快，可能會造成供大于求”。但“開化是浙江省硅產業基地，上面的政策要求我們引導形成產業集聚，我們也身不由己”。

　　2011年，衢州市經信委對當年全市光伏產業發展情況的匯報材料中，證實了這一點。當時，衢州市政府對于光伏產業的規劃和發展目標，依然是提倡擴大產能：力爭2015年全市形成高純多晶硅年生產能力9000噸以上，多晶硅、單晶硅片5億片以上，太陽能電池及組件1000兆瓦以上，光伏產業年銷售收入500億元以上的規模。

　　“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戰略方向，我們肯定是要看上面的。”屯溪區經信委主任朱力說，基層缺少研究分析人員，對于來自上級部門的戰略規劃，更容易接受。

　　在國家能源局的一位官員看來，中國的光伏世界第一，風電世界第一，但都只是指裝機容量，而付出的代價則是國家大量補貼，投資和制造企業大量虧損，“中國搞新能源效率是世界最低的。”

　　事實上，用公共財政為新能源項目發展的損失埋單，并非長久之計。“政府扶持是必要的條件，但不能違背市場規律去扶持。”原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巡視員王勃華說，開拓市場、調整產業結構，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

　　一位新能源行業專家抱怨說，在畸形的發展模式下，雖然有大量的財政為企業埋單。但財政部和發改委的預算里，甚至連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經費都沒有。“我現在做2050年可再生能源規劃文件，還得國外的能源基金會來支持。”

　　相對于高層對新能源行業頂層設計反思，地方政府更擔心的是如何渡過難關。“現在，開化縣政府能做的只能是穩住企業，搞好服務，盡力幫企業渡過難關。”鄧仕海說。

　　目前，開化縣已經將工業企業應急轉貸專項資金規模從原來的4000萬元增加到1億元，同時正收購土地，為部分光伏企業解套。為了保證資金流動，他們還請求上級部門幫助協調金融機構不抽貸不壓貸，并希望爭取到100兆瓦分布式太陽能電站項目，以便消化掉部分產能。

　　在現任地方官員看來，反思或許并不適合現在解決問題的人，“地方政府最應該反思的人，都因為光伏升職了”。對于當下窘境，開化縣提供的材料如此寫道，“開化縣委、縣政府仍然在苦苦思索、考量光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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