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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國家相關部委陸續出臺了系列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的文件，PPP模式被迅速推廣。但是，在急速發展的過程中，PPP模式也暴露出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矛盾，例如央企、國企與民營企業的資金矛盾，信用和風險管控，法律監管空白等。近日，記者就這些問題，對相關專家進行了采訪。

　　高額補貼成誘餌

　　記者：PPP中心數據顯示，第三批示范項目審批時，財政部共收到各地申報項目1070個，無論在申報數量還是投資額上，都遠高于前兩批之和。由此看來，PPP項目如此火爆的原因有哪些？

　　陳永宏（天職工程咨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一是政府推廣力度大，財政部、發改委都在各自系統內大力宣傳與推動PPP模式，并都各自出臺或聯合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在地方，PPP已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二是獎勵力度大，根據財政部《關于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以獎代補政策的通知》，2016年度入選財政部PPP示范項目的都有財政資金獎勵，分別是800萬、500萬、300萬，該補貼是給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就必然有積極性。三是社會資本積極參與，這里的社會資本可能主要還是國企。在沒有PPP之前，對于公用事業的投資，不管是政府購買服務也好，自行建設也好，受益對象也主要是國有建筑企業。現在實行PPP，實際上是把未來若干年的政府建設項目提前放出來，各大國企自然要大顯神通，發揮各自所能，提前搶到這份大蛋糕。這也推動了PPP項目的火爆。

　　記者：有人稱，除了中央財政直接資金支持，地方上的PPP項目入選財政部示范項目后，將更容易獲得社會資本的認可，也更容易獲得金融機構的支持，如何看待這一點？社會資本進入PPP重點看的是哪些方面？

　　陳永宏：應該有影響，因為地方上的PPP項目要入選財政部示范項目，需要經過省級和財政部的層層審核，其項目的合規性、可落地性、前期工作的完善性等都比一般項目要好，自然更容易通過金融機構的評審。至于最終能否獲得金融機構貸款、獲得社會資本的認可，還得看項目能否符合金融機構和國家PPP基金的貸款條件，以及能否讓社會資本方看到利益，風險可控，通過社會資本方的投資決策程序。當然，如果入選財政部示范項目，各級地方政府部門自然會給予更大的支持，促進項目落地。

　　梁艦（北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詢中心主任）：社會資本方對未來行使特許經營權的前景十分看好。一方面，項目公司成立后，社會資本方將享有建設、運營、融資等權利，其行使期限為10-30年不等，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及市場前景，社會資本方對特許經營權的長期性及穩定性的經營前景看好。

　　另一方面，項目公司可在做好市場調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特許經營權組合資源，在運營中適時靈活籌集調度資金，支撐公司運營，為社會提供良好的服務產品。

　　落地不足10%

　　記者：與“擠破頭”的申報相比，PPP項目的推進速度卻不及預期，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目前PPP項目的推進率有多少？

　　單光暄（中國科技市場協會PPP產業指導委員會常務會長兼秘書長）：截至6月30日，全國擬采用PPP儲備項目有9285個，月均增加457個，總投資超過10.6萬億元，進入執行階段的PPP項目619個，總投資額是1萬億元，占到入庫項目總數的6.7%，占總投資額9.4%，但全國PPP項目能夠落地的卻不到10%。通過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在PPP項目上大家有些盲目，我認為導致的原因有3點。

　　第一，在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出臺前，地方政府平臺融資就已到極限，資產負債率都超過了發行債券的比例，該文件是控制債務的文件，但是地方政府理解為新形勢下的一種融資手段，各地方政府都愿意借著融資政策的春風多做些政績。第二，如今GDP下降得很快，中央政府也在順水推舟，想把與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行業帶動起來，提高GDP，因此表面上形成了火爆的情況。第三，金融機構由于投資形勢不佳，目前也存在資產荒的問題，由于貸款給民營企業有一定的風險，所以金融機構往往為了規避風險而貸給國有企業，這樣一旦出現問題也能在體制內得到解決。

　　陳永宏：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PPP項目申報并沒有嚴格的要求，政府方只需提供簡單的初步實施方案，就可以進入財政部PPP項目綜合信息平臺，作為儲備項目向社會公示，這也是申報“擠破頭”的原因。而推進項目則必須要達到一定的條件，如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用地規劃、建設規劃、環評等前期工作是否完成，有的項目還要完成初步設計，這些工作既需要時間，又需要動輒幾十、幾百萬元的前期費用。如果前期工作不做好，一窩蜂上項目，就可能達不到PPP提高效率、緩解債務的預期。二是社會資本方要看到利益，才可能參與PPP項目。如果項目不成熟，不確定性的風險比較大，社會資本方特別是真正的民間資本，并不會積極性參與。社會資本方參與PPP項目也需要投入前期成本，目前國家直接對社會資本或民間資本的補貼很少，即使有也有很多條件，例如監管等，這讓社會資本方退避三舍。

　　目前PPP項目的推進率不好說，除傳統的已經成熟的原BOT項目外，估計落地率不高。政府想要社會資本承擔經營風險，但社會資本只想把風險控制到最低，雙方需要經過多輪溝通才可以達到共同點。

　　梁艦：從各地PPP項目的申報項目結構來看，水務工程如污水處理和公路建設項目占比較大。從PPP項目的落地情況來看，要遠低于申報進度，這是因為PPP項目落地前，政府部門需要進行深入的市場調查及相關的論證工作，社會投資方在與政府部門談判前，也需要與金融機構進行融資事項溝通和談判，這些程序要比PPP示范項目復雜得多。

　　國企受青睞，民企被排擠

　　記者：目前PPP項目中的社會資本的占比有多大？社會資本進入PPP項目的困難有哪些？

　　梁艦：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的困難主要是，未來項目公司的融資問題。這是政府方和社會資本方共識的問題。在承建基礎設施工程中，項目公司所需的資金量較大且占用期長，投資方不僅要拓展籌資渠道，而且還要研究最佳的融資方案，既要減少融資成本，又要規避風險。

　　陳永宏：目前對于社會資本的定義比較廣泛，國有企業都包含其中。據我們了解，落地的PPP項目中，社會資本以國有企業為主，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務等行業，這些行業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PPP模式，政府與社會方的利益邊界比較清晰，也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市場，方便項目落地。而其他公用事業如旅游、教育等，由于可借鑒的經驗較少，項目利益邊界也不清晰，一個項目從啟動到落地需要較長的時間，落地后也需要通過若干個運營年度來檢驗最初的PPP設計是否合理，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等。

　　社會資本進入PPP項目的關鍵還是在于一個“利”字。資本是逐利的，無利不往。如果社會資本覺得利不夠或風險過大，自然就難以有積極性。目前PPP模式難以讓社會資本看到利，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新興的PPP項目模式不成熟，項目本身的不確定性風險大，甚至許多項目都需要財政的補貼。二是社會資本方在PPP中處于信息不對稱地位。目前PPP項目前期工作都是政府方做的，過程與結果都不完全對社會資本方公開。社會資本方要評價一個項目是否值得參與，還得另起爐灶，自己或聘請第三方對項目進行評估、做財務測算，才可能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而進行這些決策是要付出人力、財務成本的，這也影響了其介入的積極性。

　　記者：縱觀PPP模式，一些地方政府在推進過程中，重準入保障，而缺乏退出規范安排，導致社會資本很沒有“安全感”，在利益保障方面，社會資本還有哪些方面的擔憂？

　　陳永宏：政府方重準入保障、輕退也有其道理，政府方擔心社會資本進來幾年，把施工利潤得到手，不做長期經營打算，這肯定是不利于PPP項目發展的，也會增加政府方管理的難度。目前社會資本也不是完全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