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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能源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過程中需時時把握好一個關鍵問題：我們必須走在正確的、“順應能源大勢”的軌道上——既要符合科學規律、又要適合我國國情，絕不能犯重大方向性的錯誤、讓“劣幣驅良幣”。

　　在我國的能源產業發展過程中，如何確立更加適合我國國情的能源結構？如何提升我國能源的自主保障能力？如何建立更加科學有效的能源產業政策？這些關于能源產業的方向性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探索。

　　1.霧霾污染肆虐情況下，清潔電力每年浪費1300億度，相當于1.6個三峽工程被閑置。

　　近30年我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煤炭為主導的能源結構是當前嚴重霧霾的重要原因。我國人口不到全球20%，國土面積僅占世界7%，但每年煤炭消耗量早在2011年就已高達全球一半，且又主要集中在我國東中部地區，導致污染物濃度大大超過了大氣環境的承載力極限。調整能源結構，用清潔能源代替燃煤是根治霧霾的必然選擇，也是發達國家幾十年前治理空氣污染的共同經驗。

　　然而，在近年我國社會新增用電需求已完全可用新增的可再生能源來滿足的情況下，清潔電力的浪費(棄水、棄風、棄光)卻越來越嚴重。2016年僅川滇兩省已投運水電站的棄水電量就高達800億度，三北地區棄風棄光電量500多億度。我國每年白白扔掉的清潔電力已至少在1300億度水平。

　　1300億度電/年是什么概念？比北京、天津、江西等14省份的各自年用電量還多，相當于1.6個三峽工程完全被閑置，相當于湘鄂贛等內陸地區根本不必冒長江核泄漏之巨大風險、建設18個百萬千瓦級核電站(每年產生約500噸核廢料)，相當于燃煤電廠每年可減少約6000萬噸煤炭的消耗、減排1.1億噸CO2和180萬噸SO2。

　　而更糟糕的是，目前的驚人浪費還遠未“見頂”。隨著在建水電站的投運，“十三五”期間僅川滇兩省的棄水電量就將從目前每年800億度飆升至1000億度以上。

　　近年電力總體供大于求，燃煤電廠2016年設備平均利用小時已降至4165小時，為1964年以來最低水平。但因火電項目核準權下放，全國煤電建設不僅沒有放緩，反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15年全國各地上馬的火電項目120個、新增裝機7000萬千瓦，規模為“十二五”之最。四川省甚至在火電嚴重虧損、近2000萬千瓦水電無處消納的情況下，還核準了2臺百萬千瓦的煤電機組上馬。盡管2016年國家能源局為遏制煤電無序擴張下發了一系列文件，但并未徹底扭轉局勢，當年仍新增裝機約5000萬千瓦，“搶建煤電”大潮下甚至發生了江西豐城電廠“11·24”特別重大安全事故。“十三五”電力規劃確定2020年我國煤電裝機“力爭控制在11億千瓦以下”，但目前投運和在建的裝機規模就已高達12億千瓦。

　　煤電逆勢擴張與中央“去產能、去庫存”方針背道而馳，且孕育著巨大金融風險。目前五大發電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均超過80%，遠高于國資委為央企設定的70%警戒線。

　　3.在送電通道具備情況下，受端省寧用當地煤電也不要川滇便宜清潔的水電。

　　火電大擴容的直接后果是嚴重擠占了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空間，該建的跨省送電通道被擱淺、該輸出的電力輸不出去，省際壁壘和地方保護已成清潔能源發展的嚴重羈絆。比如，2013年建成的四川德陽至陜西寶雞的德寶直流輸電線路，盡管四川水電比火電便宜0.10元/度，但陜西因當地火電裝機大量過剩而不愿接受，致使德寶直流在2016年豐水期幾乎處于閑置狀態。

　　另外，雅礱江是我國第三大水電基地，早已納入國家規劃的“雅中特高壓直流工程”本為雅礱江中游水電外送江西而設計、原計劃2018～2019年建成投產，但因江西要上馬600萬千瓦的煤電，使得這條已具備開工條件的輸電工程被擱淺，原本明確的落地點不再明確。若此關鍵問題繼續模糊下去，該輸電通道就無法開工建設，更不可能在2020年前“建成投產”，屆時雅礱江中游在建、擬建的750萬千瓦水電(已列入“十三五”電力規劃)，每年將至少白白流失300億度以上的清潔電力。

　　4.在“風光”財政補貼負擔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不需補貼的水電卻無法優先消納。

　　雖然《可再生能源法》明確規定水電是可再生能源，但十幾年來水電一直未能享受風電、太陽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激勵政策。

　　水電當前上網電價一般比火電低0.10元/度、比風電低0.30元/度、比光伏低0.60元/度，且電能質量好，可謂“物美價廉”。而現行政策在大大推動風電光伏發展的同時，也導致我國財政補貼資金缺口越來越大，抬高了全社會用電成本。盡管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一再提高，但2015年前補貼資金缺口已高達400億元，2020年還將擴大到750億元。如何拓展可再生能源補貼的資金規模已是當務之急，而依靠國家補貼、不能“斷奶”也成為風電、光伏備受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全國“一刀切”的非水可再生能源激勵政策已造成某些地區投資失序。比如，近8年來云南風電、光伏裝機規模迅速擴大(年均增幅78.8%)，其全額保障性收購政策讓本已非常嚴重的云南棄水雪上加霜，不利于發揮“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十三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期、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電力過剩還屬于低層次的供應飽和。2015年我國人均用電量剛剛超過4000千瓦時，比用電水平最低的發達國家(人均6000～8500千瓦時)還低很多。要實現工業化目標，我國電力需求必然還要經歷一個顯著增長過程，而當前經濟增速放緩、電力供需寬松，正是能源產業“調結構、轉方式”的大好機會。

　　目前可再生能源在我國一次能源結構中合計占比僅10%，遠低于歐美國家。如此低比重下還存在驚人浪費，并不是可再生能源搞多了、超前了，而是體制機制和技術路線出了問題。能源不同于其他產業，改革過程中“國家整體利益一盤棋”戰略一定不能缺位。

　　“立足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進行部署，防止局部利益互相掣肘和抵消”已是推進“能源革命”、深化能源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當務之急。亟須從以下四方面凝聚共識，并建立強有力的執行機制。

　　以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均已確立“2050年電力全部可再生能源化”的戰略目標和實施路線圖。借鑒世界先進經驗，不能忽略一個最重要的事實：發達國家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是建立在“優先和充分開發水能”基礎上。

　　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即已完成水電大規模開發，幾個核電大國也是因當時風能太陽能還過于昂貴才選擇發展核電。然而五十年實踐證明核電“請神容易送神難”：即使不出任何核事故，核廢料處理、核電站退役也是世界性難題和“天價包袱”。因此，盡管水電核電在發達國家的能源占比都是“走低”趨勢，但卻有本質不同：水電是因為資源已基本開發完畢，核電則因為“不清潔且安全性經濟性已喪失優勢”。若我們不能全面認識發達國家當前能源大轉型的深刻背景和基礎，“能源革命”的技術路線選擇過于超前(跳過“優先和充分開發水電”階段)或過于滯后(努力去追趕發達國家即將拋棄的能源道路)，就會犯“舍易求難、舍安求險、舍廉求貴”的重大戰略錯誤。

　　為何“優先和充分開發水能”如此重要？一是風電太陽能和水能是“絕好搭檔”。前者的“間歇性”缺陷可通過水能彌補，變成穩定的優質能源。風電太陽能高速增長已導致我國電力系統當前電網調峰能力嚴重不足，而歐美國家充分開發的水能恰好成了風能太陽能大發展的“超級蓄電池”。二是水電水利是密不可分的整體。水電不僅僅是“物美價廉”的能源，更是人類解決水資源短缺、抵御洪旱災害無法替代的工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