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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家出身的美國能源部長Ernest Moniz需要留在華盛頓向國會解釋伊核問題六方框架協議的內容，媒體廣泛期待的美國商務部長、能源部長聯合訪華僅由商務部長Penny Pritzker領銜，從4月13日開始分別訪問北京、上海和廣州，以期落實去年兩國元首在北京達成的歷史性減排協議。當然，在這一宏大敘事的背景下，務實的美方訪華目的仍然十分清晰：一是推銷美國的清潔能源技術，二是與中方討論清潔能源融資問題。

　　作為本次美國兩部門訪華團的一個重要活動，美國能源部4月15日于上海舉辦了清潔能源融資圓桌討論會，邀請中美兩國的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與美國政府、中美兩國的清潔能源企業開展對話，從不同角度介紹了各自的融資經驗、產品、面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等。筆者參加了這次會議，并從商業銀行的角度就清潔能源的模式、挑戰、風險解決方案等問題進行了發言。下面對發言要點稍加增益，談談在這個領域的一些思考。

　　金融業和能源業從來就密不可分。大規模開采、加工和傳輸各種形式的能源本身就是高度資本密集的行業，資本成本（Capital Cost）是能源生產成本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能源價格的波動還深刻影響了幾乎所有耗能產業的融資風險。這也意味著，金融業與能源業存在某種模式的“共振”，比如能源結構的調整也意味著股本投入和信貸投放方向的調整，先進的能源技術實現商用以后可以迅速擴大融資規模等等。

　　然而，相比能源行業持續不斷的創新驅動和技術進步，金融業的融資模式和融資技術則已經基本成熟，任何一個項目的融資安排都是以降低融資成本、盡快完成融資為目的，在各種成熟的模式和技術之間進行選擇和組合的過程。可以這樣說，到目前為止，所有針對清潔能源的融資模式和融資技術都在傳統能源行業的融資中使用過，沒有哪一項是專門為某種能源“創新”出來的。

　　對于能源業的融資，無外乎三種基本模式：一是針對能源企業授信，大型的能源公司因為悠久的經營歷史、龐大的資產規模、可觀的盈利水平，很容易從銀行或資本市場融資；二是針對某項成熟或低風險資產授信，比如對于某塊探明了可開采儲量的油氣田專門進行融資，或者近年來為數不少的針對上下游已鎖定的LNG終端的融資；三是針對某個還款來源清晰、可靠的項目授信，如為各式各樣的獨立發電廠項目（IPP）提供融資。這三種基本模式有時會在一個具體的交易中混合使用，但側重點各不相同。

　　對于新興的清潔能源融資而言，融資的基本邏輯是一樣的，是融資模式的“舊瓶”裝上了清潔能源的“新酒”。在早期，很多傳統能源公司為了增加配置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資產，或者為了提升傳統能源資產的清潔水平，往往直接利用自身信用進行融資；后來，隨著開發經驗的積累、資本市場對清潔能源的接納，可以直接基于成熟項目進行融資或再融資，也可以針對收入穩定的新建項目安排項目融資（Project Finance）。此外，資產權益的抵質押、項目賬戶的設置和監控等非常成熟的融資技術，在清潔能源融資領域也得到廣泛利用。

　　毋庸諱言，清潔能源融資最大的競爭來自傳統能源融資。一方面，傳統油氣開發、化石能源電站等行業高度成熟，盈利可預期，還款能力經過了長期反復檢驗，資本市場對其認識較為全面，認可程度也較高；另一方面，清潔能源和相關技術仍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很難說哪一個技術路線和演進方向一定成功，商用以后的盈利情況參差不齊，還款能力對財政補貼等政策利好十分敏感，資本市場的擔憂在所難免。

　　但是，從中長期看，清潔程度較低的傳統能源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輿論、政治和社會壓力，這增加了針對此類能源融資的風險；進一步講，隨著能源定價機制的完善，傳統能源的成本將更全面地反映其真實的生產和外部性成本，過去較為充裕的還款能力會受到沖擊。對于這些問題，資本市場也是心知肚明的。

　　當然，最能說明資本市場真實看法的，還是真金白銀的投入規模。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每年公布一次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趨勢》（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201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包括股本金投入和債務融資兩部分）共計2700億美元，比2013年大幅上漲17%，僅比2011年279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低了3%。根據同一份報告，2014年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全球裝機規模首次突破100GW，達到了103GW，相當于美國全部核電的裝機規模；而可再生能源的全部發電則占到了全球發電量的9%。

　　需要指出的是，在發電領域，由于單位裝機容量造價仍然較高，同樣1億美元的總投規模，可形成的新增清潔電力裝機容量要少于傳統化石燃料裝機容量。這給很多需要快速增加發電能力、解決經濟發展供電瓶頸的不發達國家造成很大的壓力，在資金短缺和短期發展目標壓倒長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情況下，燃煤電站等傳統化石燃料電站仍然是不得不做的現實選擇。

　　雖然缺乏精確的統計，金融業內一個普遍的看法是：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價格相比傳統能源項目要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當然是風險高低不同，其次就是傳統能源領域的借款人議價能力普遍較強，而清潔能源行業的融資主體一般都是中小型公司。但從趨勢看，這個領域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也在加劇，融資議價能力的因素會逐漸變得不太重要。

　　雖然全球范圍內清潔能源的成本在不斷下降，在目前階段，一定形式的清潔能源補貼仍不可少，甚至是獲得融資的關鍵因素。根據近期英國風能協會（British Wind Energy Association）的測算，直到2020年，英國大規模的陸地風電場發電成本可以降低到65-75英鎊/MWh，與英國的燃氣聯合循環機組相比具備一定程度的成本優勢。這也意味著未來五年，陸地風電很難在公開市場與其他形式的能源展開競爭，補貼仍然需要。

　　除了廣為人知的電價補貼和稅收優惠，融資支持也是清潔能源補貼的一種通行模式。例如在本次圓桌會上，美國進出口銀行介紹了對于清潔能源技術的出口融資支持措施，其中最具含金量的就是長期信貸支持產品。在這一產品項下，如果一家中國公司進口了美國的清潔能源技術，就有資格申請美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長達18年、固定年利率2.79%的融資或擔保支持，與資本市場上7年左右、年利率5%上下的商業信貸相比極具競爭力。

　　雖然清潔能源融資仍是在成熟的融資模式框架內進行，但與傳統能源融資相比，仍然面臨幾類較為特殊的挑戰：

　　一是管制政策框架的穩定性、專業性和有效性。能源行業是高度“管制敏感（regulatory sensitive）”的，立法和政策的風吹草動都可能引起重要的行業變化，對于清潔能源尤其如此。雖然從全球范圍內來講，清潔能源是管制者較為偏好的能源，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能有一個穩定、專業、有效的管制框架。比如因為各國政治周期的變化，導致對清潔能源管制政策、財政支持力度和方式的頻繁調整，打亂資本市場的預期；因為管制機構缺乏對清潔能源投融資的深入研究，導致投機者利用管制漏洞套利，偏離原有政策目標，而管制者反過來實施對所有投資者的懲罰性措施。近年來比較經典的案例是2013年保加利亞政府宣布回溯性地向入網的可再生能源電站征收高額所得稅和入網費，嚴重擾亂了保加利亞的清潔能源市場，打擊了相關企業的營收和盈利，不僅抬高了此后保加利亞清潔能源項目的融資價格，甚至一度導致不少項目融資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