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者:柴麒敏 | 來源:財新網 | 0評論 | 9315查看 | 2014-11-19 14:46:00
中美雙方近日在北京簽署了有關應對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合作的聯合聲明,作為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國的排放之和超過全球40%,因此兩國的共治應該是創世紀的,具有深遠意義。美國提出到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較2005年整體下降26%-28%,意味著其排放相對于1990年要下降14%-16%,其2020年后的降速相比之前的京都目標和早前宣布的2020年目標都提升了一倍。而中方則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而輿論普遍關心的是時間計劃確定了,那么水平呢?事實上要解讀峰值時間和水平問題,其實質仍然是對中國發展模式本身的探討,要判斷發展中大國中國是否有條件科學、公平、有效地達到排放峰值,工業化、城鎮化、能源消費、區域發展這四方面是需要重點分析的內容。
一、工業化排放峰值是否即將達到?
工業化過程是排放峰值是否能夠盡早實現的首要因素。工業部門排放在當前排放總量中約占70%,即使不包含工業過程排放已超過51億噸二氧化碳。根據國家統計局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和社科院《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2010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分別已經達到60%或66%(不同指標),中國整體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一般認為,基本完成工業化的水平大約在80%以上,也就是說還有近20個百分點的空間。從工業化國家和中國歷史數據比較,工業化水平每增長1個百分點,二氧化碳排放則相應增加約0.6億噸,意味著中國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業化時工業部門還要至少增加約10億-12億噸排放,總量將可能超過61億噸(不包含工藝過程排放)。工業化水平超過80%以后,即工業化后期的下半階段,如果考慮到產業結構調整,增長主要在新興和服務產業,相應1個百分點平均降為約0.3億噸,即意味還有6億噸左右的增量。那么當前至2030年工業部門排放總的增量在16億噸左右,排放峰值大概約為67億噸(不包含工藝過程排放)。
根據行業協會對目前主要11個行業產品產量趨勢的預測來看,合成氨峰值約在2015年,水泥峰值大概在2017年(約26億噸),粗鋼峰值可能要到2020年(約8.5億噸),平板玻璃和電解鋁峰值估計在2025年,都比原先預判的要延后。主要高耗能產品排放在2025年前達到峰值雖然是可以爭取的,但從預測的峰值水平來看,要高于之前估計的數值約20%-30%。而高耗能產品產量趨穩后,工業部門排放仍將緩慢上升5至10年的時間,因此2025年前工業部門總體達到峰值有難度。
二、城鎮化排放將可能有多大體量?
城鎮化過程將是中國未來排放的主要增長來源。交通和建筑等部門當前占排放總量的近30%,已超過21億噸。中國正處于工業經濟為主向城鎮經濟為主轉變的階段,城市化僅為美國上世紀20年代的同等水平,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未來城鎮化水平還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一般的城鎮化過程在20%-30%的水平起飛,越過50%以后會放緩。城鎮化趨于平穩和終結時點可參考的是,一類是移民國家,一般到80%-90%,比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另一類是原住民國家,一般到65%-70%,比如日本、歐盟部分國家。中國2012年的城鎮化水平約為52.6%(按照戶籍人口測算僅為35%左右),根據世界銀行、OECD以及國內研究機構預測,2030年總體可達68%-72%的水平,也就是說還有近20個百分點的空間。考慮到后期速度的放緩,存量的深度城鎮化(“半城市化”農民工的市民化,超過2億人口)和增量的城鎮化(約3億-4億人口)至少仍需要25-30年的時間。按OECD和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農村能耗和排放大致是城市的3倍,而中國的城鎮人均生活能耗是農村人均水平的約1.5倍、城鎮單位建筑面積能耗是農村地區的約4.5倍,相應的總能耗和排放約為農村水平的3倍。未來城鎮化過程中城鄉格局的平衡對排放峰值水平影響很大,而城鎮化過程中建筑和交通模式一旦形成和固化,能耗和排放是較難降低的。
中國當前的城鎮化速度是每年約1個百分點,這1個百分點意味著每年新增建筑面積近20億平方米、機動車近2000萬輛。從發達國家和中國歷史數據比較,城市化水平每增長1個百分點,交通和建筑等部門新增能源需求約8000萬噸標煤,二氧化碳排放將相應增加約2億噸,意味著在工業部門排放增長之外,中國完成增量城鎮化過程還可能至少增加約40億噸排放,完成存量的深度城鎮化預估也要增加約17億噸,總量將可能達到78億噸。也就是說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排放總量峰值可能達到約145億噸(僅包括能源活動排放),即使不考慮存量問題也至少要達到128億噸,未來25年的平均年增長量至少約為2億-3億噸(約為當前年增長量的一半)。因此,2030年前全經濟范圍要實現排放峰值仍是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的,而且峰值水平要顯著高于110億噸。如果按110億噸目標實行倒逼機制則意味著在產業結構調整假設的基礎上還要通過能源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減少年排放量至少20億-30億噸。
三、能源結構調整可能有多大潛力?
能源結構調整將對峰值目標的實現起到決定性作用。據統計,非化石能源2012年的消費量約為3.3億噸標煤,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9.2%,煤炭約占66.4%,石油和天然氣分別約占18.9%和5.5%,當前能源結構高碳特征明顯,相比于國際平均水平,能源結構至少有20個百分點清潔化和低碳化的空間,也就意味著同等消費總量下可以減排10%-25%左右,問題是可行的調整速度是否能夠滿足峰值目標要求。事實上,過去20年中結構調整幅度非常有限,非化石能源比重僅上升3.5個百分點,煤炭比重下降8.2個百分點,石油比重上升2.4個百分點,天然氣比重上升2.3個百分點。即使自2005年加強政策力度以來,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的速率快了一倍,每年也僅略高于0.3個百分點。
如果至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速度相比于“十一五”時期再提高一倍,即每年0.7個百分點左右,則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將接近于15%,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占比將超過30%;而2020年至2030年繼續保持相當速度,即每年0.5至1個百分點左右,則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將達到20%-25%,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占比將超過45%,與此同時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60億噸標煤以內,煤炭占比降低至45%左右,天然氣占比增加至10%左右,那么能源活動排放大致可以控制在110億噸左右。但那就意味著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量要翻一番,達到7億噸標煤以上,非化石電力裝機要超過6億千瓦,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量要再翻一番,達到15億噸標煤以上,非化石電力裝機要超過10億千瓦,該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美歐,是極為罕見的,從以往的經驗數據看,相當于年投資額要超過1萬億元。而同時天然氣的消費量要達到4000億立方米,如果新增量的一半來自于頁巖氣開采,那么需要打3萬口生產井以上,總投資額也將接近于4萬億元。結構調整速度的不確定性和經濟代價都很大。
事實上如果按照上述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能源消費總量大致還要增加30億噸標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氣加速發展也并不能完全滿足實際增量需求。“十二五”煤炭消費量規劃已為39億噸,即使2030年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下降至45%以下,即今后每年下降1.2個百分點以上,煤炭消費總量預期仍會大大突破40億噸,增長至45億-50億噸,并將長期處于該高位平臺區間。
四、全國“同步低碳”是否能預期實現?
區域發展差異性將對峰值目標部署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區域在發展水平、功能和結構上非常不平衡,當下不少后發展地區喊出了“同步小康”的口號,事實上從多類研究指標標定的發展階段看,中國區域間發展梯度可能長達20年甚至更久。目前東部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其中東部2個直轄市已跨入后工業化階段,中部和西部則總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其中西部5個省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前半階段、2個自治區仍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對發展階段不可逾越的規律認識,促使我們更為理性地思考全國“同步低碳”是否可行的問題。事實上,雖然東、中、西部2011年的人均GDP還存在較大差距,分別約為4.4萬元、2.5萬元和2.3萬元,但人均能源消費量分別已達到約3.4噸標煤、2.9噸標煤和3.0噸標煤,人均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也已達到約7.9噸、7.0噸和7.7噸,相對已較為接近。
從工業化過程看,東、中、西部2011年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分別約為81%、59%和51%,“十一五”期間年增長率平均約為5.4個百分點、4.2個百分點和4.8個百分點,按照歷史和規劃數據預測,東、中、西部基本完成工業化分別約在2011年、2021年和2023年,完成全階段工業化過程分別約在2018年、2031年和2031年,東、中、西部工業化過程排放到達峰值前的增量還有約2億噸、6億噸和8億噸;從城鎮化過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