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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能源企業“出海”遇摩擦應吸取如下經驗：企業海外的市場定價體系要改變；到海外的商業擴展模式要改變或升級；必須整體協調一致定價策略，不能自亂陣腳。

　　下一步中國新能源政策需要從四個方面入手：體制要突破，政策要清晰，監管要透明，市場要均衡。

　　“反思并不是要停止政策，而是要改良。”過去幾年，羅響對中國新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感觸頗深——他的反思來自多個其與新能源相關的身份。

　　作為中國投資聯盟秘書長，投資圈對新能源的復雜心情讓他感慨“讓市場的歸市場”談何容易；作為聯合國駐華機構能源專家，他從經手的新能源項目中也看到“中國政府善于傾聽，但落實會打折扣”的一面，無論如何，他認為目前中國新能源政策的反思與調整都已“別無選擇”了。

　　記者：你如何看待近期歐盟與中國在新能源產品上的貿易摩擦？

　　羅響：我個人認為，歐盟發起針對中國新能源產品的“雙反”（反傾銷、反補貼）調查，跟中國當前的新能源政策是有關系的。一些人以為這個案子已經告一段落，但是歐盟不這么認為，這個事情就法律意義而言還沒有結束，只是暫時達成了妥協約定，特別是反補貼的調查人家并沒有撤銷。這個困境之下，是有必要對中國新能源政策做一些反思，反思并不是要停止政策，而是要更有效地發揮政策制定的初衷。

　　記者(zhe)：你認為中國新能源政策需要從哪些方面進行反思？

　　羅響：從需要反思的方面看，中國的新能源政策明顯有三個特點：一是亂，太多部門在管，中國至少有十多個部門涉及新能源，結果政出多門，甚至互相打架；第二是碎，很多政策嚴重碎片化，沒法連起來，為什么要“跑部前進”？因為政策不清，碎片化，彈性解釋的空間太大了；第三是錯，錯位的錯，比如補貼錯位，新能源重點補貼要針對市場這個終端環節而不是生產環節，你越補貼越生產，越生產就越補貼，就會造成產能過剩，然后大家惡打價格戰，從國內打到國外，遭受“雙反”是必然的。

　　記者：針對這些特點，你們這些年來對政府的政策調整的建議有成效？

　　羅響：作為一個政策研究者，希望能幫助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做出更準確、更到位的政策。這方面，我個人認為中國政府非常善于傾聽，亦推出了建設性的多部法規與政策，但在具體落實時，下面會打一些折扣。我們也理解地方政府總是有投資沖動，改革的阻力是肯定的，但某種程度上，當前的調整與反思已經別無選擇。否則發起“雙反”，昨天是美國，今天是歐盟，明天可能就是南美了。

　　記者：為什么這么說？

　　羅響：前幾年很多發展的矛盾已經顯現。比如現在中國出現了很多陷入困境的新能源企業，因為他們是地方的經濟支柱，GDP的重要貢獻者，死不得也活不好，結果不管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都搞得非常辛苦。連底特律都能破產，為什么中國一個工廠不能破產呢？政府通過制定政策刺激經濟發展的這只“有形的手”，必須與尊重市場規律這只“無形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

　　記者：這涉及市場和政府的邊界問題。

　　其實你回頭咨詢國有企業，他們也是被逼無奈，因為在傳統能源的生產過程中，政策要求他們必須達到一個新能源的比重，否則不批準新項目建設。這個政策若調整一下就會非常好，比如要求達到的新能源比重，需有國有企業支持相關的民營企業或以合同采購方式要求中小型企業去完成，這樣既能完成新能源配置的要求，又能激發民營企業投資新能源的熱情，從而拉動整個新能源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如何保證市場的公平性呢？2008年美國也出臺了接近“四萬億”的拯救計劃，這個六千多億美元的刺激資金中，其中規定25%的合同必須給中小企業。學會讓市場去配置資源！

　　記者(zhe)：如何才能完成“改良”？

　　羅響：需要從四個方面入手：體制要突破，政策要清晰，監管要透明，市場要均衡。我認為這是下一步中國新能源政策的四個著力點。體制上，中國沒有一個能全面統籌政策與發展的國家能源部，需盡快解決。監管上，以美國能源部處理類似補貼項目為例，管項目的人不能管撥款，管審計的人絕對不能參與項目，這完全是分開的。中國這么多新能源政策的出臺，這么多補貼出去，我們看到缺乏對政策的有效性評估和補貼使用績效的透明監管，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缺乏一個第三者進行監督，那就是社會力量，如獨立的非政府組織（NGO）。比如金太陽項目，實施效果難如人意，大家拼命地跑項目補貼，投資額的50%，甚至更高比例拿到后，又有誰負責評估考核這個項目的質量呢？是否達到發電設計呢？是否能持續發電25年呢？達不到又如何呢？完全可以組成一個專門的公眾認可的專門第三方機構，讓它從項目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工作經費，進行持續的監管評估，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依據。

　　記者：這次跟歐盟的貿易摩擦，中國企業應該從中總結哪些經驗？

　　羅響：首先，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市場定價體系要改變，應該將“目標市場均價和行業平均利潤率”作為主要定價參考因素，而非僅將自己的生產成本加上期望利潤就是售價的模式。其次，中國企業到海外的商業擴展模式要改變或升級。目前中國新能源企業在海外發展大都還是國際貿易層面，還遠沒有上升到國際投資層面。還有一點中國企業必須整體協調一致定價策略，不能自亂陣腳，可由行業協會或商務部相關機構出面組織協調，遭受“雙反”，亦可快速組織應對，這點可學學以色列公司海外抱團經驗。

　　還有一點亦需重點說明的是，針對新能源的管理或激勵政策，有些已經是法律層面，有些還僅是政策層面，我們建議，凡是經過實踐證明是有效的，可以長期堅持的政策最好要“制度化”，上升到法律層面固化，給新能源的發展一個穩定而持續的發展環境，這對該行業的健康發展的影響將是戰略層面的。即要堅持所謂的“法律的歸法律，政策的歸政策”，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