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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4月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強調，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融資、用能和物流成本。

　　降低企業用能成本，增強企業競爭力，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必經之路，是積極應對國際競爭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選擇。

　　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關稅，中美貿易戰經歷短暫消停后又拉開了大幕。4月16日，美國宣布未來7年里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軟件和技術等。中興遭遇一劍封喉之痛，痛在缺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這也是廣大后發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困境還不限于此，傳統優勢越來越少，我們不但技不如人，人力成本持續上升，用能成本甚至還高于先發國家。

　　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平均電價為0.669元/千瓦時，美國平均電價為人民幣0.683元/千瓦時，兩國整體水平接近;中國工業電價平均0.687元/千瓦時，高出美國約53%，考慮增值稅抵扣的因素，仍高出美國31%以上。

　　“降電價”，更準確地說，“降低企業用能成本”，已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當務之急。4月4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進一步指出：“相關部門和企業既要從國家發展的大局出發，也是從企業自身最終利益考慮，著力降低一般工商業的用電成本，增強工商企業的競爭力。”

　　有了尚方寶劍，國家發改委和各地方政府正緊鑼密鼓地推進“降電價”，務期必成。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出臺了《關于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有關事項的通知》(發改價格〔2018〕500號)，列出了“全面落實已出臺的電網清費政策、推進區域電網和跨省跨區專項工程輸電價格改革、進一步規范和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臨時性降低輸配電價”四項具體措施。據發改委價格司巡視員張滿英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從4月1日開始執行的這四項具體措施，涉及金額430億元，為年降價目標的一半左右。

　　在中央高層的重視和推動下，完成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的年度任務不會有多難。但是，企業用電成本的現狀和主要訴求是什么?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上，我們有哪些選擇?如何建立合理的工商業電價形成機制?等等，這些問題亟待我們逐一回答。

　　參與市場交易、容量電費減半和提高電力可靠性是用電企業的主要訴求

　　“降低電價與網絡降費一樣，雖然短期看相關企業利潤可能會受些影響，但通過薄利多銷反而會促進用量的大幅增長，實現企業和下游用戶雙贏。”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電力企業應該在“降電價”上主動作為。

　　企業的實際用電成本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況,這是電力企業尤其是電網企業必須了解清楚的。本刊記者近日采訪了一家位于京郊的物聯網技術、產品與服務提供商的行業龍頭型高科技企業。

　　據該公司動力技術部負責人介紹,2009年在北京建廠,2011年正式投產，公司生產的液晶顯示器等產品暢銷全球，年用電量為8億多千瓦時，年電費支出6億多元。2017年，公司從電網公司購電79460.49萬千瓦時，支付電費62780.28萬元，到戶均價0.790元/千瓦時,電費成本占產品總成本的4%左右。該公司目前在合肥、鄂爾多斯、重慶、福州分別建有分廠，其中電價最低的為鄂爾多斯，到戶均價為0.24元/千瓦時，用的是大用戶直購電。其次是重慶、合肥，到戶均價為0.60元/千瓦時左右，部分電量是通過大用戶直購電。北京公司建廠時報裝容量為40萬千伏安，過去容量電費每月近2000萬元。2014年6月以來，供電公司按最大需量計收基本電費，月容量電費還接近1000萬元。北京公司與合肥公司、重慶公司的年用電量大體相當，但是合肥、重慶兩地的容量電費僅到北京公司的一半左右。

　　該負責人告訴記者，為降低企業用能成本，北京公司一是通過內部節能改造，年節省電費2%左右;二是安裝了工業余熱利用設備，收集生產余熱轉為供暖和供熱蒸汽，年節約近2000萬元;三是建設了6兆瓦光伏屋頂，其中5兆瓦為開發區金太陽工程，1兆瓦為第三方建設運營，年發電量共計500多萬千瓦時，又節省了部分電費支出。

　　如何進一步降低企業的用電成本，該負責人提了三點訴求：一是希望北京市直購電政策盡快落地，公司年用電比較平穩，每天為210萬—240萬千瓦時，完全滿足直購電的條件;二是希望容量電費在現有基礎上再下降50%，到戶電價降到0.60元/千瓦時左右;三是進一步提高電力可靠性，公司對供電可靠性要求特別高，核心車間生產電壓為2萬千伏安，必須24小時不間斷供電，瞬間閃落一次就會帶來近1000萬元的產品和設備損失費。公司最大的訴求是，在電力供應穩定可靠和供電服務快捷便利的基礎上，單位電費成本支出合理下降。

　　“臨時性降價”成為各地首選

　　4月9日上午，國家發改委在京舉行“清理規范經營服務性收費、減輕企業負擔取得實效”專題新聞發布會。會上，張滿英介紹了“一個目標、兩個方向、八項措施、兩批實施”的降電價工作總體部署。即：一個目標，這次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10%，要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位;兩個方向，降低電網輸配電價水平，以及清理和規范電網環節的收費;八項措施，清理和規范電網環節收費，釋放區域電網、省級電網和跨省跨區專線輸電工程輸配電價改革紅利，降低電價中征收的政府基金標準，釋放減稅紅利等八項措施;分兩批實施，一批措施已經發文，即發改價格〔2018〕500號文，涉及金額430億元，從4月1日開始執行;第二批計劃下半年實施，正在抓緊研究論證中，涉及金額400億元。

　　發改價格〔2018〕500號文發布后，各地紛紛行動，出臺了各自的降電價措施。其中，北京市4月1日起對本市郊區(含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一般工商業用戶的電度電價每千瓦時下調1.53分;2017-2019年北京電網輸配電價中一般工商業及其他用戶的電度電價每千瓦時下調0.51分。江蘇省宣布一般工商業及其它用電類別電價每千瓦時降低2.29分。4月23日，湖北省物價局發布調價通知，一般工商業及其他用電電價每千瓦時降低0.02564元，電價調整政策從2018年4月1日起執行(含當天抄見表量)。

　　從各地已出臺的“降電價”措施看，“臨時性降價”成為首選，這不失是簡便直接、立竿見影的手段。當然，我們不能把政府管理電價都歸結為計劃經濟手段。電力作為特殊商品，只要存在壟斷或者市場失靈，價格管理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同樣存在政府直接制定或者干預價格的情況。更何況我國距建立成熟的競爭性市場、由市場決定價格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種“臨時性降價”并不能完全解決我國工商業電價高的問題。

　　解鈴還需系鈴人，我們需要找準導致工商業電價高的原因所在并對癥下藥，才能防止工商業電價階段性降低后再反彈，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理順電價形成機制。

　　工商業電價高是定價機制不順的典型體現

　　一個國家電價的高低很大因素是由資源稟賦來決定的。我國一次能源稟賦并不是太好，美國到場煤價5000大卡長期穩定在40美元/噸左右也(300元/噸左右)，而我國煤價是長期高于這個價格，2017年因去產能達到了近700元/噸。

　　根據國際能源署2016年8月發布統計資料和部分亞洲國家電價資料，2015年，我國居民電價在31個國家中居于倒數第3位，僅高于墨西哥和馬來西亞;但是工業電價居于第16位，大體處于中間的位置。我國電價總體處于國際中等偏下水平，平均電價與美國接近，但是工業電價至少高出美國50%。

　　電價要反映電壓等級和負荷特性，負荷特性反映用戶的用電行為和對系統設備的使用效率。居民用戶負荷率低、供電電壓最低，輸送距離最長，因而其供電成本在各類用戶中最高，從而電價水平應最高。而工商業用戶負荷率高和供電電壓等級高，輸送距離短，供電成本低于系統平均水平，從而其電價水平理應較低。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工商業電價均大幅低于居民電價。例如，2015年美國的居民電價約為商業電價的1.2倍和工業電價的1.9倍;OECD國家的居民電價約為商業電價的1.1倍和工業電價的1.5倍。而我國居民電價卻長期低于工業電價，據張滿英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目前全國平均銷售電價的水平是每千瓦時0.65元，其中居民電價0.55元，農業電價0.48元，大工業電價0.64元，一般工商業電價0.80元。

       我國工商業電價由上網電價(燃煤標